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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改云:任繼愈的國圖歲月

 

    他是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圖書館任期最長的館長;

    他主持實施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文化工程;

    他以年邁之身為民族的文化振興創下了千秋功業。

    我總是記得,2009711早晨,一代宗師任繼愈走了。

    因為記者的職業,我結識過各個階層的人士,走進他們的生活和精神世界,旋即又淡出、疏離,漸漸地只留下些許記憶。惟有任繼愈先生,自始至終鮮活在我心里,并凝成永恒。

    任繼愈先生融匯中西,貫通古今,為人為學,高風亮節;他一生低調,不圖虛名,成就卓越,舉世同仰。尤其是在晚年,他埋首書山,整理古籍,為傳承中華文化作出了杰出貢獻。

    今天,在任繼愈先生仙逝5周年之際,讓我們一起輕輕地走近他……

    1

    1987年,71歲的任繼愈先生從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調任當時的“北京圖書館”(現國家圖書館)任館長。

    也許是冥冥之中有天意,60年前,當任繼愈先生還在山東濟南讀高小時,就曾當過圖書館“負責人”。那時,學校讓同學們自辦小圖書館,占用教室的一角,設兩個書柜,加把鎖,推舉一名同學掌管,半年輪換一次。

    任繼愈先生從“前任”手中接過鑰匙不久,“濟南慘案”爆發,學校停課,小圖書館不復存在。不想在“一甲子”之后,他當上了亞洲最大的圖書館館長。從此,他把坐擁書城,傳播知識與文明,視為一位知識分子的最高使命。

    一直以來,學界都有一種“圖書館存在悲觀論”,認為隨著現代技術的迅猛發展,人們對信息和文獻的需求,不再像過去那樣依賴圖書館,并且最終有一天圖書館將在人類社會中消失。

    對此,任繼愈先生有深刻思考,他講:“圖書館是一個長壽的機構,即使國家消亡了,政府沒有了,但圖書館會存在。因為圖書館是一個國家文明的重要載體之一。中國國家圖書館記載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明發展軌跡,是中國乃至世界文明的寶庫。并且,它具有教育和傳播知識的功能,是推行終身教育的重要場所,它的覆蓋面要比學校寬廣得多!

    任繼愈先生在國家圖書館館長任上,有著雙重身份。一方面他做“學者”,從事學術研究;另一方面擔任“領導”,追求與時俱進。他認為:時代的發展,不僅要求圖書館傳播知識,還要過濾掉不真、不良的信息,去偽存真,培育和傳播先進文化。只有這樣,圖書館才能成為優秀文化的捍衛者和傳播者。

    任繼愈先生還常講,圖書館沒有讀者,就如同魚失于水,缺了存在的依據。國家圖書館為普通讀者服務,天經地義。提供什么樣的服務?應該是人有我有,人無我也有。

    正是在任繼愈先生的提倡、呼吁和努力實踐下,國家圖書館的定位逐步清晰,其學術地位和文化形象不斷提升,闊步邁進國內外一流圖書館的行列。

    2

    在任繼愈先生看來,中華文化不僅積累豐厚,還是有生命力的、活著的文化。而正是這種活著的文化,支撐著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歷史中屹立不倒。他預測中華民族文化的鼎盛時期要在二三十年后到來,他這一代人應為文化高峰期的到來打基礎。因此,他把整理和積累古代文獻資料,讓珍貴的館藏得到廣泛使用,作為自己重大的責任和應盡的義務。

    1992年,《中華大典》開始編纂,任繼愈先生擔任編撰委員會主任,兼任《哲學典》和《宗教典》主編。是年,他已經76歲。

    《中華大典》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文化工程,屬于類書的性質,相當于清代的《古今圖書集成》,按照文學、歷史、哲學、經濟、地理等各個領域分卷,把各種相關的歷史文獻進行編輯整理。工程浩大,耗時驚人。

    作為編撰委員會主任,任繼愈先生邀請了馮友蘭、錢鐘書、季羨林等300多位著名學者,還跑到史學家戴逸、數學家吳文俊等先生的家中,動員他們擔任各自領域的分典主編。

    由于經費緊張,在很長一段時間里,組委會無力支付編纂人員的酬勞。任繼愈先生從大典編纂開始后的十幾年里,未拿過一分錢。后來終于有了些經費,工作人員把他的身份證“騙”來,辦了張卡,把稿酬打到卡里。他知道后說:“再這樣的話,我不干了!

    任繼愈先生遠離名利,遠離喧囂,遠離公眾視線,以年邁之身辛勤致力于“前人栽樹,后人乘涼”的工作。幾十年來,他每天總是早上4點起床開始工作。除非必要的公事,不出去應酬。有人問他:“您不覺得枯燥嗎?”他說:“不枯燥,坐不得冷板凳,就做不得學問!

    走進《中華大典》編纂辦公室,就像走進了書籍的海洋。寒來暑往,無數專家來了又走了,而任繼愈先生一直堅持到最后。他從不做“掛名主編”,靠左眼僅存的模糊視力伏案工作,經年不輟。兒子心疼父親,將家用攝像機與電腦連接起來,將書本的文字放大顯現在電腦屏幕上,以方便他觀看。

    在近20年的時間里,任繼愈先生坐鎮國家圖書館,皓首窮經,年高德劭:

    他主持整理了我國歷史上重要的佛教經典,歷時16年完成了107卷、總字數過億的鴻篇巨制《中華大藏經》;

    他主持實施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文化工程,編纂總計約7億多字的古籍文獻資料匯編《中華大典》;

    他主持的鎮館之寶文津閣《四庫全書》影印出版;點校本《二十四史》、《清史稿》也在重新修訂之中……

    然而,任繼愈先生在年近90歲退休那天,卻謙虛而不失幽默地說:“我想了半天,也沒覺得我這18年做了什么事情,工作都是大家做的。我只讓人給圖書館的玻璃門上貼了張紙條,提醒大家不要撞到玻璃上,這可能就是我做的工作!

    3

    任繼愈先生一直想著述一部帶有自身學術總結性質的《中國哲學發展史》。年逾古稀,完成這個心愿是何等迫切!

    但他最終未能完成這一心愿。因為他的案頭,總有浩繁的古籍整理工作用去了所有時間。而與自己的著述相比,這些書稿永遠排在優先的位置。他甘愿為后人做一塊鋪路石而鞠躬盡瘁。

    或許,任繼愈先生晚年傾心盡力從事的古籍整理工作,還需要若干年才能迎來收獲的一刻。在后人的輝煌中,誰又能忘記其中屬于他的那一份光彩?

    事實上,任繼愈先生罹患癌癥多年,而他一直表現得“若無其事”,大家也便覺得無事了。他說:“生命就像銀行里的存款——如果你們還有100塊錢,而我只剩下最后的5毛了。我要用好它!

    20096月,任繼愈先生病情加重。醫生說,他渾身都是癌細胞,疼得不得了,但他仍關注著《中華大藏經續編》的編纂進程。

    2009年7月11凌晨430分,任繼愈先生安然離世,終年93歲。

    當天上午,國家圖書館官方網頁悄然蒙上“黑紗”,網站文字和圖片均呈黑白兩色。

    靈堂設于國家圖書館總館南區的學術報告廳。被鮮花簇擁的照片上,任繼愈先生風度翩翩,穿著深色西裝和白色襯衣,戴著黑框眼鏡。他面帶沉吟之色,目光深邃地投向遠方,似乎在注視著遙遠地平線上世界文明的曙光,又仿佛在眷顧著他的學術生涯;而對于凝望著他的人們來說,則蘊含著親切道別與殷切叮囑……

    “老子出關,哲人逝矣,蓬萊柱下五千精妙誰藏守;釋迦涅槃,宗師生焉,大藏大典四庫文明有傳人!

    挽聯概括和頌揚了任繼愈先生為民族文化振興所創的千秋功業!

    任繼愈先生是在每天起床工作的時間走的,讓人覺得他是去天國續編《中華大藏經》了。

(來源:《黨建》雜志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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